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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随笔

什么是公共艺术?公共艺术存在的意义

文字:[大][中][小] 2017-8-12    浏览次数:751    

       在当下,城市公共雕塑的诟病并不鲜见,然而,时至今日,所谓的“公共艺术”早已不仅是在城市的某个空间放一尊雕塑那么简单,当然,城市雕塑依然是公共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已远远不是公共艺术的全部。公共艺术是一个正在不断“生长”的领域,它模糊了很多学科的界线,也跨越了很多媒介。公共艺术与民众之间到底有多少距离?公共艺术,到底是谁的艺术?这样的艺术与社区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探索和深思。



      什么是公共艺

       究竟什么是公共艺术?尽管学术界对此还鲜有一个清晰的定义,但是,公共空间、公共性、艺术性、在地性、跨学科、跨媒介无疑都是谈论公共艺术时绕不开的关键词。
       然而,更核心的问题是,公共艺术与公众到底存在着什么关系?公共艺术,到底是谁的艺术?一些学者认为,“公共艺术不仅是雕塑、或是一般静态的视觉呈现,而往往是通过一些行为,一些事件,还有一些人们交互的平台建设,来让大家进行对话,让各种意见可以得到一种呈现。这恰恰为社会民主、社区治理提供了多样性的渠道和可能性。中国公共艺术很多都诉诸外在的视觉张扬,而对社区生活的深度介入与对民众的尊重等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有待大大的提高。”

       公共艺术的“在地性”

       按照一些学者的解释,公共艺术当下正处在从静态走向动态、走向多元的发展过程,它不仅可以是一尊雕塑、一栋建筑,也可以是一场演出、一个事件,甚至一场游戏、一次聚餐都能成为公共艺术的形式。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了解,进行社区建设,或者提出自己的社会见解、环保主张……这一切都以艺术之名而进行的,虽然在公共艺术的概念出现之前,把一些事情当作艺术看上去是那么荒诞,毕竟,吃顿饭、做个游戏怎么就成艺术了,它们到底有何价值?


       在某知名艺术院校举行的公共艺术奖研究员年会上,各国研究员就以一个个现实的案例来探讨公共艺术的多元形式和价值,试图探究公共艺术研究方法及其未来的总体发展趋势,构建有效的国际公共艺术研究与交流平台。
       来自16个国家的24位国际公共艺术协会成员围绕公共艺术研究总体构架、公共艺术与地方重塑、公共艺术资料收集检索具体方法三方面的内容进行讨论。这些研究员遍布全球七个地区,包括东亚、太平洋及东南亚地区、欧洲、非洲、南美、北美、中东及南亚地区。他们对各自地区公共艺术作品案例的介绍,也逐渐勾勒出全球公共艺术发展的现状。

       美国《公共艺术评论》杂志的作者杰西卡·菲娅拉和编辑、策展人梅根·歌博介绍了当地一个以社区居民聚餐为形式的公共艺术项目。菲娅拉和歌博表示,这个项目为当地居民建立了一种新的交流频道。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翁剑青认为:“这种共享与交流有利于增进当地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加强社区共识。这让我们看到,西方的公共艺术不仅是雕塑、或是一般静态的视觉呈现,而往往是通过一些行为,一些事件,还有一些人们交互的平台建设,来让大家进行对话, 让各种意见可以得到一种呈现。这恰恰为社区自治提供了多样性的渠道和可能性。”


       有意思的是,转换一个文化环境,比如在中国的某个社区,人们习以为常的聚餐形式还能否起到与美国社区一样的效果呢?退一步说,如果同样在美国,但换一个社区,能否同样奏效呢?答案很有可能是否定的。这就引出公共艺术中的一个基本要素——“在地性”。公共艺术研究专家汪大伟教授对此这样概括:“我理解的在地性就是不可复制性,‘非此地不可’,也就是说离开这个地方、背景,该作品就可能毫无意义了”。

       那公共艺术对相应空间的作用和价值何在?汪大伟教授直截了当地指出:“地方重塑”。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他表示:“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空心化问题、乡土文化精神缺失的问题、文化自信缺失的问题等.而公共艺术就是如何用艺术的语言、艺术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以实现地方环境、人文精神的重塑。”
       定居印度的法国策展人伊芙·莱米斯尔介绍了一个名为“艺术之路:裴妮亚地铁计划”的案例。“艺术之路”是由印度班加罗尔乔杜里艺术学院的学生们发起的,致力于通过艺术与装置将都市基础设施转化为文化中心。这个项目与班加罗尔地铁有限公司(BMRCL)合作,给予班加罗尔的居民更充分的公共空间使用权,并在当地地铁系统中分享了本地历史。项目意在思考与社区、身份有关的多重问题,以及什么样的艺术与设计可以将公共空间改为拥有精神的场所。


       裴妮亚是班加罗尔市一片重要的快速发展区域,而它的建筑面貌却在为工业及其他的城市发展让路。因此,这个“裴妮亚地铁计划”就想通过多种多样与当地历史文化有关的艺术作品,或明亮诙谐、或发人深省,来吸引当地的民众和地铁旅客。
       有一个有趣的装置作品叫“裴妮亚的色彩”,它被悬挂在楼梯侧面的墙上,颜色的圆筒密集排列,形成一块非常有当地特色的调色板。另一件作品别出心裁地探索起“伟大的印度菜”,这种当地的食物地铁旅客们每天都会带着,但似乎从来也没人认真思考过它。还有一个由当地废料场的管子组装而成的声音装置陪伴旅客们候车,人们在无聊等待之余是否也会闪念思考,那些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是否真是废物呢?凡此种种,伴随班加罗尔城市景观的改变,“艺术之路”团队所创作的那些将当地历史与当代都市风格相结合的作品已受到有关方面越来越多的关注。

      “宏大叙事”向“小微空间”转身

       小微公共空间的品质如何提升?公共艺术又该如何介入?侯斌超表示,去年做的第一届“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便是上海公共艺术介入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提升方面一个比较大的举措。“第一届‘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的主题叫做‘城市更新’,由艺术家、建筑师、规划师等一起从不同角度切入主题,进行探讨。主展览包括建筑、规划,涉及历史的、前瞻性的、城乡互动等主题,有一个关于空间艺术的独立板块,邀请专家一起探讨艺术如何介入上海城市空间的发展。这个艺术季有几个特点,一是公众参与性很强;二是实践性很强,也就是除了主展馆之外,我们还在整个上海的城市空间里选择几个点,作为实践案例展,切身感受到公共空间品质的提升,从而知道很多东西不是一个空的理念。


      跨学科的“大文章”

       跨学科的通力合作是当下公共艺术的一大特点,比如怎样提升一个社区乃至一座城市的文化内涵呢?首先要知道其文化内涵何在。这就需要对具体的历史进行挖掘和补遗,对具体的社区进行实地调研。比如,针对转型期多元的城市问题,同济大学社会学系与城市规划专业开展了紧密的合作。“上海社区研究与规划”并于去年出版了《同济大学社区研究——上海社区研究与规划》一书,对2014-2015年的上海社区研究初步成果进行了梳理。
       其中对社区公共空间、社区文艺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调研,也给出了很多社会学方面的解读。而今年,社会学系又以“城市空间与遗产社区”的老建筑生态研究为主题,专题调研在“城市更新”中老建筑应该如何保护,又如何发展,并关注社区融合、社区认同、城市记忆等问题。同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朱伟珏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老建筑是上海城市记忆的载体,这不仅是建筑本身的风格承载着历史的厚度,而在建筑中生活的人同样构筑起记忆的维度。不管是曾经生活在里面的大人物,如名人故居的主人孙中山、周恩来、徐志摩、张爱玲等所留下的历史篇章,还是现在生活在老建筑里的普通居民编织起的市井生活的烟火气,都是这个城市记忆的一部分。”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历史悠久的老建筑本身就是一道重要的公共景观,而对于其内涵和现状的深入了解也为公共艺术的介入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照。


      城市或乡村,都应因地制宜

       那么,公共艺术的角色是什么?林磊认为:“是一个‘城市触媒’。以前的城市触媒很多是雕塑、大的景观或者是大型建筑,比如一些地标性建筑,它们激活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现在这种触媒我觉得是更渗透到城市的血液中了,有更多的公众参与其中,更社区化、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通过公共艺术来提倡城市的公共精神,增加人们对一座城市、一个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比如,上海的社区里现在既有老上海人,也有新上海人。老上海人有很多城市的记忆,新上海人很多其实也是因为喜欢上海的这些文化传统才来到这座城市,并逐渐扎根上海。而在融合新老上海人这样不同的群体方面,公共艺术也有触媒的作用。”

       当然,公共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亦能帮助解决中国城市长久以来存在的“千城一面”问题,因此“公共艺术一定要注重‘在地性’,一定要有地域特征。我们不光要研究国外先进的理念和经验,也要加强对自身规律的研究,制定出适合自己的公共艺术政策”,林磊如是说,“但在实践中不和谐的公共艺术案例也会引起争议。作家金宇澄之前在某个讲座中评论某一座上海城市雕塑时说:‘这个雕塑号称学巴黎的,但人家反映的是巴黎的一段历史,我们这里照搬过来合适吗?’”如同雷同的高楼大厦,模糊了城市的特征,甚至阻断了城市的历史脉络一样,一件不合时宜的公共艺术一样是败笔,它融不进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结果只能成为一个莫名其妙的存在。


       尊重民众,不应只是“点缀”

       然而,当下我国的公共艺术发展依然面临着很多难题。
       以最直观的公共雕塑为例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上海现有城市雕塑一千多座,其中纪念性城雕占总数的30%,其余70%为装饰性城雕,绝大多数属于一般性作品,这与上海的城市地位、形象不相适应。1996年和2000年,上海曾进行过两次劣质城雕的清理拆除或移位。
       翁剑青认为:“中国公共艺术很多都诉诸外在的视觉张扬,而对社区生活的深度介入,这方面还不多。”
       事实上,很多公共艺术对于公众性的理解也存在落差,正如有学者撰文所言:“普通的民众对城市的公共空间提出了自己的权利要求,那么公共艺术也要体现和满足公众的意志和趣味。而这一要求的错误之处在于,他们相信‘公众’是一个无差别的群体,因此他们根据这个幻想中的群体及其想象中的需求来做决定造成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一些看似扎根生活的项目,落实中也存在落差,林磊坦言:“比如居民的理解程度,当然这在于慢慢引导。从亚洲来说,这在日本、在我国台湾地区都经历过这样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从它们的经验来说,社区营造往往要经历几年的时间,而不是急于求成。比如政府说出钱给某个社区改造房子,一些居民却并不积极。所以这里面还有很多的社会工作要做,让居民慢慢感受到这个事是对我有好处的。所以现在很多社区是这么做,先拿一个小的点来示范,这个点如果成功了,居民们就会愿意跟进。有的时候政府是投钱的,比如社区的绿化景观设计改造,但居民要有一定的参与度,才能获得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比如可以组织居民决议一个他们喜欢的方式来做,这样的话在做的过程中,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就高。然后他们会持续关注这个事,对成果感觉自豪,也会自发地、主动地去思考如何让自己的社区变得更好。当自上而下的方式逐步转变为自下而上的方式,居民的公共意识也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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